《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王尧于4月29日进入北京地坛医院，零距离接触报道了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情况。
5月9日周五晚7：00－9：00，中青在线邀请了以上两位记者，在“抗击非典”论坛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诸位网友与两位记者的对话实录：
1、问：请问地坛里的医护人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如何？
（贺）答：我觉得医护人员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这场与非典进行的斗争也是医务人员从来没有遇到的，所以现在所有的各个单位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协作非常好，因为目标是一致的，都在争取人的生命，但是由于时间也太长，医务人员也是非常的疲惫，一线上又离不开人，为了保持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昨天医院领导不得不下令，将两名医生送到郊区去休养。
2、问：你在地坛医院里，看到的最感人的和最气愤的事情是什么？
（王）答：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没有“最”，我相信，如果大家到病房，你也会流泪。为一个生命莫名其妙的离去，为一些尽职尽业的医生护士的工作情况。最气愤的事，可能就是对社会上对治疗非典医生的歧视。
3、问：为了这次非典工作的最终胜利，医院都采取了哪些必要的措施？
（贺）答：有的单位送了呼吸机，有的单位送了移动透视机，我那天碰到送氧气瓶，一天就要送200瓶氧气，还有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前一段时间这些用量很大，经过上头领导的协调，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空调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有些企业还送了电风扇，因为这所医院是北京治疗非典的单位，有好转的轻病人在陆续转到小汤山，同时也陆续的接受了一些其他医院转来的比较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先后接受了260多位患者，将近40人出院，死亡也超过了20人。
4、问：请问在你们入住期间，有家人有其他人要求探望非典患者的吗，请问医院对此持何种态度？
（贺）答：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所以现在医院是谢绝探视病人的，但是，医院也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经常可以直接向病人家属通报病人的状况，也有给自己的亲人送东西的，医院都在警戒线设立了专门的接待人员，由这些人转送到病房里。
5、问：请问能否描述一下非典患者在医院的情绪？
（贺）答：那是不一样的，重病人有些是处于昏迷状态的；轻一些的就好点，有的是比较开朗，有的比较烦躁，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隔离区里。比如一位女病人，他和她都感染了非典，一个在二楼，一个在一楼，两人无法见面，只好依靠手机联络，那么前几天女病人病情好转后就可以站在院子里和她的先生面对面的对话了，也有一些病人因为家里感染的人很多，分别住在不同的医院，所以相互也是非常的担忧的，还有的病人，家里的哥哥姐姐，父亲，都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父母也去世了，但是他还不知道，因为他本人也在治疗中，所以这次，对我们很多的家庭来讲，说SARS是一场灾难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6、问：贺老师您用的是胶片相机还是数码相机，何种型号？怎么消毒的？
（贺）答：我用的是佳能的数码相机，来的时候带了3个镜头，但是来了之后才知道，是不能换镜头的，因为我的镜头要用塑料袋严密的包起来，只有镜头和取景框露在外头，这个所以在里面是无法换镜头，我这些天都是使用的一只镜头，采访完毕之后，照相机整个也要进行消毒，擦洗。
7、问：请问地坛医院有外地地方医院支援过去的医生吗？
（王）答：据我了解，有北京其他医院的医生，外地的医生好象没有。但这些医生护士的老家在全国各地，很多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但是病人来自全国各地。
8、问：贺老师您在里边一共拍了多少片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有谢飞导演的镜头吗？
（贺）答：我拍的是数码，估计拍了2000多张吧，中青在线上有我的照片，报纸上5月6日也有专版，其他报纸也用了一些。
我先后去了两次，一次是4也29日，一次是5月1日，谢飞讲，“我终于过了鬼门关了”，他虽然卧床不起，但是喝了牛乃，吃了鸡蛋，精神状态比前一段好多了，而且他非常开通，我问“我可以拍照片吗？”他说“拍吧”，有一张照片我拍的非常近，我想，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5月1日的时候，院方的领导也专门去看望他，并且给他送上了一束鲜花，中央台新闻频道也专门为其做了直播节目，他现在可以每天与家人通电话，但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
9、问：听说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是隔离的，那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贺）答：现在所住的地方是专门被医院征用的，不再接待外来的客人。
10、问：请问你有过和护理人员聊天的经历吗，他们眼中对这些非典病人持何种态度，会不会防过于护，或者防过于治呀？
（王）答：首先，谢谢你的问题。对一个文字记者来说，和他们聊天就是工作，因此我每天都在聊。我的观察，这是多年来医护关系最融洽的一个时期，防过于护的现象在某一个护士的某一个时刻可能会有，但大多数时间不是。
11、问：你们在采访中怕不怕感染?感染的几率有多大?
（贺）答：首先要说的是，谁都怕感染。社会上为此曾出现过恐慌，就不要说在里面的人了，我因为拍照片，是不能离开现场的，对摄影记者来说，离开现场将一事无成，第一，我是不愿意被传染，第二，要按照规定，严密的做好防护工作，我希望又能完成任务，又能保证安全。当然，做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就有风险，三天前我看到消息，3个俄罗斯记者在直升飞机上采访，因为飞机失事，记者全部遇难，同一天还有报道，说一位英国的女摄影记者，在巴勒斯坦采访，遭到枪击身亡。我们尽可能的在采访过程中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意外也时常发生，当你选择了摄影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应该有思想准备。
12、问：现在医治一个非典病人要多少钱?谁出?
（贺）答：现在因为病情不一样，我听说医治一个人要几万到十几万。政府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是现在医院究竟花多少钱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先把人救出来，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处理，而且现在病人没有因为医疗费用问题而担忧的，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13、问：听说在医院里也存在对医生歧视的现象,能具体谈一下吗?
（王）答：一个非常棒的医生，他叫刘子军。因为他给很多危重病人做过最危险的手术，所以被称为“毒王”。有一天早晨，他的体温是37度，这个消息很快全院传遍了。他在医院宿舍里的左邻右舍要赶他走。
歧视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其实是比SARS更可怕的病。讲个故事：一个医生回家取衣服，刚上一层楼，邻居就在他身后泼了消毒液，再上，又有人泼。有的医护人员的孩子因为父母上了一线，就被勒令从学校或者幼儿园回家。他们的理由是，当医生的父母是高危人群。
14、问：我不知你们是自愿还是委派，在此冒昧的问一句，当你们得知要进入地坛医院以后，你们的心情如何，是无可奈何，还是积极主动？
（贺）答：这个在报社最后决定派人之前，我们已经运作了一个礼拜，当然是自愿的，但是开始联系的一些单位，因为对方不同意采访，所以没有成功，报社方面也非常考虑我们的安全问题，也有人问我们，如果到医院里面去，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关心我们，我们不能向院方提出这个要求，有那么多的医护人员在一线，他们的健康也没有绝对的保证，毕竟这个病的传染性非常强，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也必须征得报社的同意，因为这不同于其他任何一次采访，如果防范的不好，记者感染上了，可能会给周围的同志也带来伤害，甚至家人，甚至左邻右舍。
15、问：在灾难面前，你们亲见过生与死的挣扎，觉得该对我们说些什么？
（贺）答：实际上在灾难面前，我觉得除了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外，还要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样你才会有力量去战胜灾难。比如我去采访，我知道感染性很强，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被感染，我想，自己一定能健康的回来，圆满的完成任务。
16、问：两位记者深入这么危险的地方，家里的人是什么态度？
（王）答：到医院之前，我没有告诉家人，只说要到单位去加班，要在报社住很长时间。第二天报道见报，我的夫人见到了，电话里她哭了，她说，你死了我怎么办。然后，值得感谢的是，有网络，我能收到她的邮件；感谢的是，报社安排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她佩服的一位记者，在电话里给她做心理辅导。据说，电话里，有哭声，有笑声。
（贺）答：我觉得我的家人还是比较理解的，虽然免不了有几句怨言，但我感觉她心里是清楚的。我的太太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父亲虽然82岁，4月因为身体肺癌检查，301医院已经开了住院单，因为这个非典的情况，他不能住院，那天晚上我和他谈，我要去采访非典，他没有说话，但是我到医院以后，他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注意安全。
17、问：在医院里的医生有没有临阵退缩的，如果有医院会不会给他处分？
（贺）答：到现在，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顾虑很大，有的家人进行阻拦，也有的人，找理由想回避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医生也是人，尤其面对的这种病毒，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医生也会有恐惧心理，但是更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些杂念都抛下了，当病人真正运来的时候，医生的职业精神，就超过了一切，很多曾经有过恐惧心理的人，也都义无返顾的冲到了第一线。所以对这个恐惧，对医生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正常，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开始有些职务很高的人，他们没有把真实情况通报给公众，甚至在这件事情上，也做了一些手脚，这是人们恐慌畏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这样，为什么要免去两个高官的职务，当我们这个社会，对什么事情越透明的时候，才是越健康的时候。
所以，当医生知道了这种病的真正危害的时候，有的医生就将原来的恐惧抛下，冲上去了，也有的医院雇佣的工人，看护，心里也很害怕，打起行李，回家了。但是作为医生护士来讲，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哪个人不愿意上前线，被开除的。实际情况是，开始有些人有为难情绪，但是他们依然成为了在一线奋不顾身，救死扶伤的战士中的一员。
18、问：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谈到过关于他们不幸受到传染以后的事吗？你从他们当中听到最多的又是什么？
（贺）答：我知道有很多病人，正在康复的过程中，但是他们也担心，自己已经康复了，可是别人依然把他们当做传染者看，我曾经问过传染病专家，他也是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的成员，他讲，到现在为止，康复的病人中，还没有发现有复发的，所以，其他人不应该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医院叫病人出院，就说明他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出院的人旧病复发的。
19、问：二位以前对医生的生存状态了解多吗？这次采访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王）答：了解不多，现在的了解也不多。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灾难过后，大家都会回到原来的生活。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突破，那么医生还会是公众过去了解的那样。
（贺)有一个麻醉师叫—— 刘子军，40岁，可以说他离病人最近，因为他要和病人近距离接触，在做气管切开手术的时候，他和病人的脸近在咫尺，他说，他是医生，职业告诉他，就要这样去做，而且他说，有一次一个患病的孩子求他，说叔叔你一定要救活我妈妈。但是他妈妈还是走了。
让我最想不到的是，当一个危重病人已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很多医护人员都在低着头流泪，死的人和他们素不相识，而且他们是见证过多少次死亡的人。
昨天这个刘医生被医院下命令，要送他到郊区修养几天，我到他家里去了一次，我没有想到这个医院的业务骨干，他只住在一个28平方米的房子里（两口子），他说，我已经非常知足了，这次，他对医院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战胜非典以后，希望医院能送他到最好的医院，再去实习一年，进修一年，而且，我的镜头里的医护人员，我竟不知道他们长的什么模样，每个人都被防护服，包裹着只剩一双眼睛，这眼睛还在眼罩下。很遗憾……
20、问：你们从隔离区出来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贺）答：我们都是记者，我回到报社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健康的，不会对其他人有影响。我从医院回来的第一个想法是：我的照片到底被采用了多少！
21、问：两位记者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家？在里边的这段日子生活过得怎么样？
（王）答：我爱我的家人，万一回去早了带病毒传染给他们怎么办，所以我希望在医生建议的隔离期结束后再回家。这段时间在里边有吃有喝还能整理工作，过得挺好的！
22、问：王老师的三问问的很好，这是你这些天在医院里的又一感触吗？
（王）答：更多的感触在我的报道里，从4月30日开始，每天有一篇，请去参考吧。
23、问：通过你们与一线医生的交流，可否预测一下，我们百姓何时能恢复正常的生活？非典彻底远离我们的日子还有多长？
（贺）答：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这是给医学专家提的问题。作为我本人来说，以我的经验判断，也许最多两个月就会过去，这是我的个人判断。当然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
24、问：记者去采访,医生护士病员对你们的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答：当我们进入病房时，我们穿着和医生一样的隔离服，病人叫我们医生。当知道我是记者，有人劝我多保重。医生和护士，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成战友，一个记录非常时期医生生活的战友。
（贺)答：最开始，我们要求到医院采访，但是最终北京市卫生局没有同意，但是我们真正到医院来了后，我觉得我们和护士医生的关系处理的相当融洽，他们也夸我们，说我们这里那么危险，你们也来了，实际上，我们才会危险几天呢？
而他们，会一直坚持到——战胜SARS。我是个摄影记者，我也知道，怎么去尊重我镜头前的病人，一般情况下，我总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反对的，我可以工作，可以按动快门，有顾虑的，我就不会把镜头对准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一些病人聊天“你看，你康复的很快，如果我拍了你的照片，别人看到，可能就会增强记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该做的，无论病人还是医生，尊重他们是一个道德问题。
25、问：非典暴发时一些学生走在了逃亡的第一线，有些人借机批评学生，你们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答：我有个妹妹，也是大学生，她也选择了离开，是我同意的。我开车去接的她。但是，我的一篇没有见报的报道里，我对学校鼓励或者默许大学生离校的做法表示了批评。现在，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肯定都有自己选择的理由，我希望，每个人在作出自己选择时如果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那就没什么了。
（贺）我觉得对学生还是要宽容一些，是谎言，制造了恐慌，责任不在学生，如果我们的大人们表现出勇气来，我们的学生一样会在灾难面前，不负众望。我想，通过这段时间，所有的人都会对自己有个深刻的认识，重新的认识，我们没有必要去责备那些学生，我们应该去抨击的是那些说谎话的官员。
26、问：你们在第一线也有几天的时间，就你们的感觉，我们能不能真正控制住疫情，在什么时间我们能有真正的特效药？
（王)答：对于特效药，我没有发言权。我去的只是一家医院，我相信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下，非典问题就可以解决。作为一个记者，我担心非典，在农村里扩散。我觉的无论你是什么职业，在这个时刻，都应该做点自己该做的事，想想，我能做点什么。
27、问：你们对你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持何种态度，事后你们会想到后悔吗？对你们工作的意义又怎样定位？
(王)答：如果我没有感染上非典我自然不会后悔，如果我感染上了那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管怎么说，非典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自豪的是，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在风暴最中心的一个地方见证了这个大事件。
28、问：你采访病人时，离他们有多远？每次多长时间，院方有限制吗？
（王）答：院方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没有限制。穿着隔离服我到过十几个病房，病人都带口罩，面对面，大概一米的距离。时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戴着口罩太闷的时候我会出去喘口气。我印象中没有超过两小时。
29、问：请谈一下穿隔离服的滋味？
（贺）答：一进入半污染区，就要全身穿上“猴服”（医生管这个叫这个名字）。如果进入病房，还要穿一身防护服，还要带手套和护目镜，我在病房里拍一次手术的时候，由于三层口罩，闷的透不过气来，目镜里全是哈气，我几乎找不到相机的取景框，也没有办法擦拭镜片，几乎是凭着感觉在按快门，几分钟汗水都湿透了，但是医生护士穿着这么多层的隔离服，他们一次要工作至少6到8个小时，这几天天气还算凉快，我担心热起来以后，人更受不了。而且，由于是传染病房，不能使用空调，我真希望，天气不要热起来。
30、问：现在没有特效药，医院是怎么“治疗”非典的？
（王）答：据一个记者的了解，北京参考广东的治疗方案，会用一些激素，严重的要用呼吸机。靠自己，靠信心，自然发病，自然恢复。
（贺）一般病人用抗生素和激素（我说的不准），重病人用呼吸机，再重的要切开气管。这个病是否治疗及时，病人的年龄和体质也非常关键。如果得到及时救助，多数病人可以好。去世的病人不少是耽误了时间，有的有并发症。至于特效药，能否向制服天花一样制服非典，要一个过程。
31、问：医院的垃圾怎么处理？
（王）答：医院的垃圾怎么处理？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我刚巧看到了一辆运垃圾的车，工作人员也是全副武装。他们说，这些垃圾会统一销毁。我希望如此。
（贺)有专人负责，用大塑料带封好，集中在一个地方，由清洁部门，专门运走，但是我昨天听到医院抱怨，垃圾堆了不少，但是清洁垃圾的人老不来，我想，这个也和恐慌有关，我知道，当有的医院支援地坛医院透视机的，他们找了几个搬家公司，一听说到医院干活，都不来。急得医院管器械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好，最后，在派出所和地坛公园的协作下才得到解决。
前几天，医院器械科的科长，见到我，又着急，又生气，因为防护服的问题，需要量大，也很沉，但是开车的司机怎么也不愿意越过警戒线。一方面急需，一方面却不敢进来，所以，他要我跟他去曝光。我和另外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去看看情况，果然那司机就是不进来，我对那记者说“我是记者，你看我刚从那里出来，你看我都没有戴口罩，你卸货的地方，是属于清洁区，你不要担心。”几番劝说，那个司机终于把车开进去。我虽然没给他曝光，我觉得也算是帮医院做了点事情吧。所以有时候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怕的多，就是因为他们对情况不了解。
32、问：请问当你们面对死去的病人有何感想？
(王）答：我没有直面病人的死去，这里有200多个病人，去世的并不是每天都有，但是我见过很多在病危状态的病人，带着呼吸机，可他们的意识很清醒，没有很痛苦。讲一个故事：在一个病人的手术前，医生和护士都在忙着做准备工作，我站在他的床边，我知道，作为40多岁的病人，是一个抢救了很多非典病人的医生，他不能说话了，他是医生，他很清醒，我知道，任何一点他人的鼓励，对他都很重要。我抚摩着她的手，手臂上都是打针的淤青，我告诉他，丁医生，你要挺住，你是医生，你要相信自己会好的。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希望许多天以后，我们能在病房的外面见面，我希望他能活下来。我知道，她可能是一个母亲。
33、问：在这段时间内，你们最开心的事会是什么事？你们觉得政府对此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你们会不会有因为感动而想徇私情的时候？
（王）答：开心的事是你看到有病人从隔离房走出来，出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感到高兴的事，无论你是医生，记者还是其他任何陌生人。这里的医生说，政府为自己的谎话道歉了，我们当医生的应该冲上去，
34、问：请问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非典，心中第一时间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王）答：比医院外想象的要轻松，有很多病人在恢复期，他们看电视，听音乐，梳理自己长长的头发，给自己洗澡。
（贺）我作为记者进入病房，还有那么多的同事、亲人惦念着，何况他们作为病人呢！也有那么多的父母姐妹兄弟，我真希望他们能够快点好起！
35、问：听说非典病人的医药费是国家包,是这样的吗?
（王）答：在我所采访的医院里，所有病人都不用交钱，包括吃饭。住院谁买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有的走公费医疗，有的走医疗保险，象民工这样底层的人可能是国家买单吧。
36、问：你们在采访中是不是有阻力，我是说在政府方面？
（贺）答：应该说在这之前，阻力是很大的，几个月前，广东就出现了问题，但一直不许报道，直到这个病情蔓延得越来越大的时候，直到国外舆论对中国的非议越来越大，直到中央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免掉了两个高官的职务，坚冰才开始打破，我特别赞成，事情过了以后，我们要为所有的死亡者降半旗，为他们建立一座纪念碑，不仅仅是为了记住这次所有死去的人，而且要让全社会都树立一个信念，那就是拒绝谎言！
37、问：二位记者能否再讲几件在医院里发生的感人的或者令人气愤的事，我们想对被隔离的医院了解得更多些！
(贺)答：感人的事有个姑娘叫王春花，男友叫郭亮，是医院的电工，原来计划5月2日结婚，但因非典，只能推迟婚期。郭亮每天要检修病房，非常重。但院领导和医院的哥们姐们希望他们如期举行婚礼。5月2日晚9点多，王春华刚出病房，就被同伴簇拥走出隔离区。这是有人给他们布置了喜字，大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们举行了婚礼。虽然没有父母到，但人们拿蛋糕蜡烛，有100人，还有一业余歌手专门为他演唱了《白衣天使》。歌声中，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一次简短的婚礼，仅30分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又有泪又有笑的婚礼。之后人们给他们安排了房间，因为他们还要回到岗位。
（贺)愤怒的事情在医院里，我看到了不少从其他医院转来的医生和护士，他们都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被感染的，有一位大夫，自己救治了几位护士，但是也被感染了，到现在病情危急，原因是这家医院对非典病毒认识不足，可能管理上造成了很多问题，使许多人受到感染。如果我们的社会更透明些，使公众能够很快认识到SARS的危险，也许他们就会采取更科学严密的防范措施，就不会自己到这种地步。当然这家医院后来也被完全封闭隔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不是这个医院本身的问题，依然是在灾难面前社会缺乏透明度所造成的恶果。医护人员本来是救人的，但是竟然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情。
38、问：病人的生活怎样？如饮食等。
（王）答：很好，比在家里还有规律。这是对大多数轻病人来说的。
39、问：去地坛医院,除了你们还有其它媒体的吗?
（王）答：有，比我们来的更早的是两个拍纪录片的记者，他们接触病人的时间比我们多。他们呆在地坛医院直到抗典结束。还有南方周末的记者，他的报道已经见报了。其他的记者我估计是用电话采访的吧。
40、问：这么长时间了，有多少位官员到医院探望过患者？（不是探视医生和护士）
（王）我在医院的这段时间里，没有。这是我的了解。慰问医生护士的官员有，但是他们在警戒区，一线的医生护士，在病房里，那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和官员握手与否见面与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41、问：贺延光你的照片是隔着玻璃窗拍的吗？
（贺）答：我最近的时候离病人一米，我原本想带着长镜头，但是里面没有办法换，只好用17-35MM的镜头。但是有时候要拍特写，我只有靠近，我知道，就算我靠的再近，也不如医生、护士靠的近。也有的照片是隔着玻璃的，但是有的照片，我必须进去，我们做摄影记者的，特别信奉美国一名摄影记者的话---罗波特，卡帕的一句话: “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
42、问：在采访中你们是否关注过病人感染SARS的途径？有没有一些感染来源很明确的个案？
（王）答：有。一部分感染的渠道还是比较清楚的，具体的传播链，显然在一家医院是无法弄清楚的。我推荐大家看近期的财经杂志，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中国非典的传播途径表。
43、问：请问贺老师，您作为摄影部的主任，会要求摄影记者都到抗击SARS病毒的第一线去采访吗？
（贺）答：不会。因为明摆着，危险性太大，另外在医院的外围也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新闻，之所以我为什么自己去了呢？我也跑过一些比较悬的地方，比如老山前线，广西大排雷，长江水灾，以及新疆大地震。
44、问：SARS病人最痛苦的和最轻微的状况如何？
（王）答：这个医院是北京市非典定点医院，基本上接收的都是重症病人，最严重的症状是重度昏迷，轻的就是即将出院的了，进来的时候症状比较轻的都会转往小汤山。
45、结束语：
（王）祝福大家，远离非典。希望大家都能远离非典，如果真得了，这么年轻也不是什么大事，相信自己可以挺过去。作为一个公民，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点什么事，为那些医生以及病人。其实，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做点什么。
（贺）希望在灾难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一起坚强起来。
中青在线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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